文|兰亭序史
编辑|兰亭序史
她认为沃尔玛努力吸收公司发源地欧扎克地区的价值观意义重大。
但她没有尝试评估这些价值观相对于公司商业模式其他主要元素的重要性，如采购政策或定价策略。
更重要的是，沃尔玛迅速超越欧扎克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私人雇主。
它的劳动力现在在规模上可以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相媲美。
这本书没有探究沃尔玛吸引阿肯色州和密苏里州农村福音派的努力是如何影响其在墨西哥等地的发展的。
它是复制了那里的欧扎克人的劳动习惯，还是需要适应它们？读这本书的时候出现了太多这样的问题。
历史领域各有所长，与经济学领域不同。
我并不是建议资本主义历史学家应该采用经济史学家的方法。
然而，资本主义历史学家将受益于将经济史学家开发的一些分析结构和技术吸收到他们自己的思维中。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制度分析和反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福格尔最著名的贡献。
经济学家所说的制度指的是“人类设计的构成政治、经济和社会互动的约束”，它包括正式的，如法律或宪法，以及非正式的，如习俗或传统。
可以肯定的是，这里讨论的所有资本主义历史学家的著作都与制度有关——奴隶制、福音派新教或所有权——以及与制度密切相关的文化概念。
波兰式的“嵌入”概念在资本主义历史学家中非常有影响力，自然地指向将制度纳入分析。
然而除了贝克尔特这些书缺乏对制度在塑造或限制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分析。
将后一种形式的制度分析纳入资本主义历史学家的研究议程，将使他们能够产生更具洞察力的作品。
以奴隶制为例。
在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中，恩格曼和肯尼斯·索科洛夫认为奴隶制与高度的不平等和旨在延续这种不平等的制度联系在一起。
他们关注西半球前殖民地之间的比较，指出奴隶社会倾向于限制获得选举权，创造更差的教育系统，限制移民和获得土地，并且总的来说，倾向于为普通人提供低水平的经济机会。
这里讨论的关于奴隶制的书籍观察到了南方棉花产区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流动性的缺乏。
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特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贝克尔特、浸礼会和约翰逊全神贯注于展示奴隶农业的生产力和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的兼容性，这使得他们忽视了奴隶制对制度和发展的有害影响。
奴隶制总体上与资本主义相容，但与Majewski称之为熊彼特式或动态资本主义以及支持这种资本主义所需的制度。
美国南方的奴隶制比对非裔美国人的残酷剥削有着更深远的影响。
正如恩格尔曼-索科洛夫的分析所预测的，南方各州的制度是为奴隶主的利益服务的，并没有为非奴隶主提供多少机会。
尽管这些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但它们仍然与其他国家的机构有很大不同。
通过对制度的影响，奴隶制对美国南方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有害影响，这种影响至今仍能感觉到。
奴隶制当然是有利可图的，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它的遗产使美国的整个地区变得更加贫穷。
与展示一段时间内戏剧性变化的冲动相反，在资本主义历史学家的分析中，对制度的关注可能会突出跨期连续性的来源。
利维的命运的怪胎，海曼的债务国，还有奥特的当华尔街与主街相遇所有人都描述了他们称之为新的经济发展。
但这些变化至少部分是由历史悠久的制度形成的，如管理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关系的法律原则对这些机构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书核心内容的经济变化进行调查，既能深化分析，也能让有关戏剧性变化的说法更加可信。
资本主义历史学家也会受益于将反事实纳入他们的分析。
当然，这些是思想实验，其中一些条件被改变，与事实相反，并考虑后果。
许多历史学家显然非常厌恶反事实的历史然而，经济史学家考虑反事实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对指定替代历史感兴趣。
相反，这是因为所有关于因果关系的陈述都包含反事实。
说金本位导致了大萧条，就是说没有金本位，大萧条就不会发生；这两种说法是等价的。
当然，如果不做出强有力的假设，就无法确切知道20世纪20年代末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没有金本位的情况下会是什么样子，但思考那个世界有助于识别可能导致大萧条的与金本位无关的力量。
经济史学家通常不是通过具体描述反事实的历史来研究反事实，而是通过比较条件存在的情况和条件不存在的情况。
资本主义历史学家的书都做出因果陈述，其中包含隐含的反事实。
但很少有用明确的术语表达的，也没有一个是深入评价的。
仔细分析这些反事实可能会得出不同的，或者更微妙的结论。
举个例子，关于奴隶制的书籍以略微不同的方式论证，美国的奴隶制对于工业革命是必要的。
这听起来很合理:美国奴隶种植园成为英国市场最重要的原棉生产者，原棉是英国纺织生产者的必要投入，他们是工业革命的先锋。
但是分析一下这句话中包含的反事实可能会发现它是不正确的。
让我们假设美国原棉实际上是工业革命所必需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奴隶制是否对棉花的生产至关重要，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美国奴隶制，工业革命所需的原棉是否能够生产出来。
美国棉花的生产实际上是由奴隶种植园主导的，南方的自耕农经常从事自给农业。
但是，关于奴隶农业是美国南部大规模棉花生产所必需的，或者小农不可能成为棉花生产者的推论是没有根据的。
大卫·魏曼的研究的研究表明，内战和解放后，运输基础设施的扩展和佐治亚州北部地区商业中心的增长使自耕农能够将生产从自给转向棉花。
奴隶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很可能限制了内地铁路和市场基础设施的发展，并有效地阻止了许多小农进入市场，而这些市场本来可以使他们成为有生存能力的棉花生产者。
一旦奴隶制消失，与市场准入相关的问题得到解决，内地的自耕农就成了主要的棉花生产者。
美国南部部分地区的土壤和气候使其成为世界上棉花产量最高的地区之一。
期望没有奴隶的小农能够生产大量的棉花作物是合理的。
如果没有大奴隶主，这个地区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定居，也许类似于美国西部的部分地区。
棉花产量的增长可能没有那么快，但是美国的棉花农场仍然可以帮助满足英国生产者的需求。
美国的奴隶制对于工业革命来说并不是必需的。
这些作者可能并不打算声称，如果没有奴隶制，工业革命就不会发生。
但这是奴隶制是“至关重要的”这一论点的明显暗示到工业革命。
约翰逊的黑暗梦想之河包含了对这种反事实分析的拒绝，指出“然而工业资本主义可能它是在没有奴隶生产的棉花和南方资本市场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而不是那样发展起来的”。
理查德·怀特的铁路运输:横贯大陆和现代美国的形成完美地回答了这一点:“只考虑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不符合历史的，因为过去曾经包含着更大的可能性，而历史学家的部分工作就是让这些可能性变得可见；否则，留给历史学家去做的就是解释现在的必然性”。
任何希望论证奴隶制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中心地位的人都需要考虑，如果没有奴隶制，一个没有美国奴隶制但有工业革命的世界是可能的。
资本主义历史学家希望强调美国奴隶制的悲剧，声称它对工业化至关重要。
我认为更可悲的是，奴隶制实际上可能并不必要。
其他一些作者，如怀特，一定要陈述明确的反事实。
然而，通常很少对证据进行阐述或批判性分析。
当主街与华尔街相遇奥特指出，新所有权理论“为股票市场提供了一种合法化的意识形态。
没有它，20世纪20年代对公司股票的广泛直接投资就不可能出现”。
奥特应该受到赞扬，因为她对自己的论点做出了明确的反事实陈述。
但除了断言一战的自由债券驱动和一些相关的政策变化不足以导致普通家庭拥有股票之外，她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支持她的论点。
然而，对这一论断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它可能是错误的。
“喧嚣的二十年代”见证了一场投机狂热，尤其是从1927年开始。
不难想象，由于股票市场回报极高，即使没有新的独资企业，许多美国家庭也会选择投资股票市场。
奥特对市场发展的社会和政治背景的关注，而不是对市场本身的关注，导致她在分析中忽略了这些因素。
更广泛地说，对资本主义历史学家来说，思考反事实可能是一种有用的方式来完善他们的想法，或者潜在地识别新的想法。
例如，菲利普斯-费恩的看不见的手和伯恩斯的市场女神两者都遵循保守经济学说的演变，并努力推广它们。
这些书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但隐藏在其中的是关于这些思想及其背后智库的影响的反事实。
如果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其他类似的组织从未成立，或者安·兰德从未存在过，那会怎样？
他们实际上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它们导致了变化的发生，还是仅仅为无论如何都会发生的运动创造了意识形态的基础？这些问题非常重要，也是资本主义历史学家未来研究的理想领域。
我认为，通过吸收经济史中的分析技术和见解，历史学家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将会得到改进。
但也有一种情况是，经济史学家对他们所研究的概念和背景的理解，将通过参与资本主义历史学家的工作而加深。
经济史学家也可能在资本主义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发现一些想法和推测，他们可以利用经济学的方法论进一步探索。
每一个领域都将通过来自与另一个领域的认真接触的见解和批评而得到加强。
参考文献彭斯, 詹尼弗，《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
